春运遐想：农民工的“居”与“业”能否统一

一场五十年不遇的暴雪令今年春运难上加难。有报道称，截至28日14时，持续大范围低温、雨雪和冰冻天气已造成安徽、江西、河南等14省份7786多万人受灾，部分地区公路拥堵、火车停运、机场关闭，大量旅客归程受阻、进退维艰。

何时归程不再难？解答这个问题不能仅就交通谈交通，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交通建设投资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水平，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政府计划投资3.8万亿元用于交通基建。应当承认，这样的投资力度不可谓不大。

伴随交通基建大发展，民众对于交通运输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中。来自交通部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期间，全国客运总运输量将达到21.5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创纪录地达到1.786亿人次，增幅接近去年两倍。

春运之难难在供不应求，而弥合供求间的缺口不能只靠提高运力一条腿走路，因为中国的春运相当于40天内完成地球三分之一人口的迁移，这是无论怎样发达的运输体系均无力应对的难题，更不用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急需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薄弱环节还很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其中之一，政府只能在量入为出的前提下统筹兼顾。

春运规模如此巨大，除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文化心理，经济上的成因主要在于二元结构下很难抑制的流动需求。这种需求可以用伊斯科林的经济地位变化假说进行解释，即，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而所谓相对收入是指一个人按照内在化的期望生活标准对收入作出的评价。很显然，受到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当地农户间相对收入变化（主要是因为外出打工的原因）的影响，感受到相对收入水平下降的农民就会产生迁移动机。

受产业规律及比较优势的双重制约，即使不存在要素外流的问题，单靠农村经济自身积累来发展“三农”实际并无可能，因此，所有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政策建议，无不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这些政策建议所演化成的社会现实是，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行业，农民工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已超过50%。

农村人口外流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不容置疑，只不过，由此伴生出的社会问题亦不容忽视，而每年一次的春运，其实是将那些原本分散的外出务工者遽然集结至车站和码头，由此所形成的冲击则以较为极端的方式警醒着我们：发展中的中国尚有如此庞大的人群未能实现安居和乐业的统一。对于这部分人群而言，支撑他们不辞劳顿千里归家的动力，既有短期团聚的甜蜜，更有长期分离的酸涩。

当然，在这个很容易为情绪所左右的议题上，应该坚持客观公允的基本准则，要看到，以春运为集中反映的农民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近年来，伴随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的提升，党和政府在农民工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实事，体现出了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我们相信，随着各项后续政策不断出台和落实，中国当可逐步打破城乡二元，如此，则春运难题亦不复存在矣。

严冬过后是新春。祝愿所有归程者早日投入家的温暖。